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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发展状况

文章摘要:隶书是中国书法中重要的一种书体,说其重要,不仅是因为它在我们常说的“真、草、篆、隶、行”五体中独占一席,更因为隶书作为中国汉字文字中“今文字”之始,在古今文字演进中有着独特的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隶书是中国书法中重要的一种书体,说其重要,不仅是因为它在我们常说的“真、草、篆、隶、行”五体中独占一席,更因为隶书作为中国汉字文字中“今文字”之始,在古今文字演进中有着独特的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关于隶书的起源,从宏观上来看,它是由篆书发展而来,而篆书历来有大小篆之分,所以,严格地讲,隶书则是从大篆书体发展而成。过去,有人简单地把书法发展归纳为甲骨生大篆、大篆生小篆、小篆生隶书。前两个“生”是合理的,而“小篆生隶书”就不符合事实。客观地说,小篆和隶书几乎没有承接关系。要论关系,它们也不是“父子”,宽泛地讲,充其量只能是“兄弟”。在目前所见的个别书法书籍上,仍有“小篆生隶书”之说,我们在观念上一定予以纠正之。在这个问题上,抛开学术性不说,仅从书法艺术上看,隶书“出身”于大篆的背景,有利于我们在学习和创作中拓展视野,取法高古,丰富作品的精神内涵和艺术表现力。

隶书起源于战国时期的大篆时代,可以在出土的古文字遗迹中得到证实。如属于战国中期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和湖北荆门“包山楚简”,从中可窥见大篆书体有向隶书演进的种种端倪。这其中既有体态方面的特征,也有若于笔致上的痕迹。而1980年四川省青川县出土的战国末期的青川木椟文字,更被学术界称为目前可见的最早的隶书。另如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简,也向我们传递了明确的隶书形态信息。因为这些早期隶书中仍存在有大量的篆书意味,同时为了区别于后来东汉时期成熟的隶书(今隶),这种隶书被称为“古隶”。古隶经过了秦和西汉两个发展期,在这个时期的隶书遗迹,过去只能举出“五凤刻石”等少量实物,随着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武威、临沂银雀山等处大量汉简和帛书的出土,使我们得见两千年前的笔墨真迹。东汉是隶书发展的成熟期,由于东汉树碑立传风气大兴,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隶书碑刻实物,并且奠定了隶书在中国书法艺术中的地位。纵观东汉存世隶书碑刻,其最显著的特点,正如前人所赞: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如我们所熟知的“曹全”、“礼器”、“史晨”、“张迁”、“衡方”、“石门”、“乙瑛”等碑,凡是学习过隶书的朋友,一定会在脑海里影现出它们各具神采的不同风韵。

从战国末到东汉,隶书经历了一种“原生态”的完整发展过程后,逐渐为楷书所替代。可以说,后世书家作隶书都无法复原或企及汉隶书的本真性。唐代距汉尚近,曾有过研习隶书的高潮。特别由于唐玄宗李隆基的倡导和身体细长行,也出现了“唐隶四家”(韩择木、李潮、蔡有邻、史惟则)及一批善作隶书的书家,但其艺术性都不能与汉隶相比。宋以后写隶书的书家更少,元代赵孟頫以书画名世,但隶书的书写连笔法都没有掌握。直到清季,随着书法艺术的中兴,才涌现出了一批在隶书上有所继承、有所创新的书法家。如郑簠、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赵之谦、桂馥、金农等。

综观隶书的发展史,可归纳为汉、唐、清三个发展高潮期。汉隶以其“原生态”成为隶书之源;唐隶以溯本求源的态度,力图恢复隶书精神,但失去了可贵的艺术创造性;清代隶书在复古的同时,强调了书家的个性风格,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创造精神,其成就自然要高出唐隶许多。当代隶书还处在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相信,在后人书写的隶书发展史中,当代隶书必然是继唐、清以后的又一个高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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