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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书体概论

文章摘要:隶书从文字学角度讲,经历了从书体到字体再到书体的发展过程。战国时期是隶书书体的萌发时期;秦代至西汉是隶书书体成为隶书字体并逐渐替代篆书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传播媒介和载体,东汉是隶书字体和书体的共融时期,隶书作为字体仍是东汉社会的主流文化的象征

隶书从文字学角度讲,经历了从书体到字体再到书体的发展过程。战国时期是隶书书体的萌发时期,秦代至西汉是隶书书体成为隶书字体并逐渐替代篆书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传播媒介和载体,东汉是隶书字体和书体的共融时期,隶书作为字体仍是东汉社会的主流文化的象征,成为东汉艺术的重要象征,完成了隶书的审美艺术的转换阶段。魏晋以后,隶书作为字体逐渐沉淀,逐渐丧失其主流文化的地位,被楷书所替代,但作为书体仍在发展演变,尽管这种发展演变是曲折的,有盛衰的,但基本没有改变它在书法艺术中占有的一席之地。隶书书体的发生和发展,大约经历了四个时期:隶书的形成时期,隶书的发展兴盛时期,隶书的衰退式微时期,隶书的复兴时期。

隶书的形成,大约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草篆阶段,第二阶段是隶化阶段。草篆是孕育隶体的母体,虽然其字体结构仍是大篆,但势已渐变为扁阔而趋向横势,笔画已露出波动的运动感,已有明显的笔画之间的映带势态,初步构成了笔画化的趋向。这类书迹,例如:《侯马盟书》1965年12月在山西省侯马市原晋围都城新田遗址出土,朱墨书玉、石片、片形大小各异,字数少则10余字,多则200余字,已可读识的有近700片。多数学者认为是公元前497年——公元前489年之间的盟书,主盟人即是晋国六卿之一的赵鞅(赵简子),属春秋晚期之物。盟书手迹,点画流动,落笔重收笔轻,侧锋入笔略带扁方形,状如魏晋行书的入笔运锋法,收笔出锋尖锐,略似钉头鼠尾,圆转处运笔饱满。《温县盟书》,1979年在河南温县出土,也是晋国遗书,是玉石片,时代与《侯马盟书》相近。该书体比《侯马盟书》还要草率,有明显的连笔,急速之态似是匆忙中的行为,体势也较宽博。

《战国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楚缯书》),1934长沙楚墓中发现,现在美国。该帛画书并存,中央书迹两段共约750字,四周彩绘图像大多是动植物,配写标题说明文共250余字,共计1000多字。郭沫若对此说:“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楚简《长沙仰天湖楚简》(1953年出土)、《河南信阳长台关简》(1957年出土)、《湖习匕江陵望山简》(1965年出土)、《曾侯墓竹简》(1978年出土)等,均为战国时期的书迹。楚简的运笔速度虽然没有《侯马盟书》快捷,但也明显有着笔势展开过程的速度感。所以,台湾学者张光宾认为,楚简书“开秦隶的先声”,《侯马盟书》“在汉初隶草中微示端倪”。上述草篆书体在春秋战国之际发生,出现在晋、楚两国。而隶化书体,至今所发现的都是秦简,以战国晚期到秦代初年,已构成较为完整的隶化书体系列。

《青川木牍》,1980年初在四川省青川县郊郝家坪的秦墓中出土两件木牍,一件残损不堪无法识读,一件较完笋,3行墨书达100:余字,背面还有4行字迹20余字,经专家研究属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之物,距秦统一前约半个多世纪。这件牍书字迹有明显的隶化结构和笔画。《天水秦简》,1986年3月在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共460枚竹简,字迹清楚,包括《墓主记》、《日书》等。据《墓主记》的内容,可知.这批秦简写在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之前,墓主名丹。书体也已隶化,比《青川木牍》要粗重草率些。

《云梦睡虎地秦简》,是震动海内外的一大发现。1975年底湖北云梦城西睡虎地出土了1100余枚竹简,刚出土时有人还以为是西汉之书,研究后才知是秦书,包括《编年记》,《秦律18种》、《秦律杂抄》、《效律》、《法律问答》、《封诊式》、原释为《治狱程式》、《为吏之道》、《语书》(原释为《南郡守滕文书》)、《日书甲》、《日书乙》等10种。

上述秦简,按时间顺序是青川木牍——天水秦简——黑夫家书——云梦秦简,前后近百年,空间存在北至甘肃、西到四川、南至湖北,隶化方式基本趋同,即隶化字体的内部结构方式。大篆的内部结构方式,被简化了。如果说,草篆阶段仅是在书体的外部意味着向隶体的横势扁阔进行隶变的话,那么隶化阶段就是在书体的内部向隶体的构成进行了隶变。这种由外而内的隶变进程,无不在运笔的笔势机制中产生。秦简虽然已隶化了,但还带有相当部分的篆字结构,这说明文字的结构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存在物,由草篆演变为隶化书体,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演变过程,不可能是旦夕之间判若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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