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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临摹向创作的转向

文章摘要:为了寻求新的规范,临摹者必须重返范本之林,与之展开平等、真诚、互动的对话,努力在自我与范本之间建立共识。人的精神生活在根本上具有对话特性,在理解他者与理解自身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为了寻求新的规范,临摹者必须重返范本之林,与之展开平等、真诚、互动的对话,努力在自我与范本之间建立共识。人的精神生活在根本上具有对话特性,在理解他者与理解自身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需要临摹者在坚持自主性、独立性、批判性的同时,对法帖作出肯定、同情乃至自我移置式的理解。从语用学的角度来说,“理解一种表达,也就意味着懂得如何运用这种表达,来与某人达成共识。”理解越是深入,体验越是细致、独特,则异议和(或)共识的可能性就越大。异议和共识不是截然对立、互相排斥的,相反,两者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董其昌曾将“古”与“我”的关系定位于“离合之间”、“不合而合”、“妙在能合,神在能离”,他的这些观点正反映了异议与共识之间的微妙关系。而在异议与共识的产生、共存和相互转化过程中,不仅临摹者可以“着力于建树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意义追求”,从而强化主体性,一种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新规范也就逐渐形成了。正是在规范共识之中,一向隐而未显的书法本体才得以敞开。由于这种交往式的临摹态度,临摹者就正好处在临摹与创作的临界点上。在整个临摹过程中,临摹者先后将法帖、法度、美、自我等环节视作书法本体自身;但他最终颠覆了这些认识,并将自己在临摹活动过程中所获得的一切全部扬弃了——换言之,临摹者的自我再度归于无知。这个结果并不意味着回到了临摹逻辑的起点,而是展露了临摹进程的辨证性,说明临摹本质上是一个中介:在这条充满异化、幻象、颠倒、迷失的历险活动道路上,临摹者既从中饱尝自我与他者、自我与自身、自我与世界的碰撞、冲突和交锋;也最终由此建立了主体之间平等、真诚、互动的对话。在与他者的交往与和解中形成了新的规范共识,开始重建自己主体性。这样,创作作为一个崭新的阶段也就逐渐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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