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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艺术浅识

文章摘要:秦朝统一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战乱的局面,为利用行政力量规范文字创造了基本条件。此时中国文字已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探索,在使用中不断经受各种检验,秦朝就曾因为“奏事繁多,篆字难成”,才令“吏人佐书”,于是隶书大兴,而此前隶书早在民间流行,成为官方文字的重要补充。

隶书有着426年历史的汉王朝,在中国的文字史和书法史上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秦朝统一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战乱的局面,为利用行政力量规范文字创造了基本条件。此时中国文字已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探索,在使用中不断经受各种检验,秦朝就曾因为“奏事繁多,篆字难成”,才令“吏人佐书”,于是隶书大兴,而此前隶书早在民间流行,成为官方文字的重要补充。

秦朝只存在了短短十几年,汉朝继承了秦朝的文字进化成果。比如在秦朝被定为正式使用文字的隶书,“议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汉朝非常重视文字规范,在历任执政者中,始终把“正文字”作为“基本国策”之一。尉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其间曾多次对文字进行规范。直到东汉末的熹平四年,还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正文字,以规范的文字刊立石经于太学,这就是着名的《熹平石经》。《熹平石经》的文字与后世沿用至今的规范汉字已差别不大。

书法和文字是不可分割的。这不仅因为中国文字经历了这样的演化过程,最终变成以象形为基础、音形义相结合的文字,从而使得书法艺术的产生成为可能,而且随着文字的每一次进化完善,就会有一种新的书体诞生出来,从而推动书法艺术不断发展和进步。隶书的兴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正因为这个缘故,隶书在汉朝才有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学术界普遍认为,隶书最早即是篆书的草化。这种认识不无道理。这种草化的篆书在它长期的发展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技法体系,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篆书的性质,后人把这一改变称为“隶变”,并给予“隶变”以极高的评价。隶书对篆书的革命性变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隶书彻底革除了篆书的象形化、图案化的部分,而以高度抽象的符号化的系统代替之,为使书法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二,隶书把篆书线条分解为符号化的元素,这种元素就是笔画。比如“人”字,在篆书中是一个人的侧面象形,有手、有头、有身,而到了隶书就变成了高度抽象的一撇一捺两个笔画。笔画的出现是书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变革,自从有了笔画,各种丰富的笔法才相继出现,书法艺术由此而一步步走向繁荣。其三,在体势上,篆书以竖长为主,而隶书在结体上改变了以竖长为主的习惯,更由于波磔的应用,隶书往往横向取势,字体趋向扁方,使汉字的结体方式大为丰富。随后楷书出现,体势以正方为主,这是综合了篆隶两方面特点的结果。其四,隶书的笔画在发展中逐渐形成规律和体系,由隶书开端,到楷书阶段,汉字的笔画即形成了由基本笔画、基本笔画变势和复合笔画组成的笔画体系,笔法大大丰富。总之,“隶变”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使中国文字从图案化、具象化的古文字,发展成了符号化、抽象化的今文字,它所开创的笔画体系成为书法艺术的坚实基础和深厚土壤。后世的行书、草书、楷书都是在隶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就基本的笔画体系而言,都没有超出隶书的范畴。潘伯鹰先生曾说:“就中国文字和书法发展来看,隶书是一大变革阶段,甚至说今日乃至将来一段时期,全是隶书的时代也不为过。”

汉代书法遗存基本上是两大宗:石刻文字和简帛书。简帛书的发现是20世纪以来的事情,此前就只有石刻。正是这些石刻保存了汉代书法的基本面貌。汉朝以后的一千多年里,隶书的传承主要就靠这些石刻。其中西汉的石刻为数极少,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西汉的书法艺术面貌知之甚少。而东汉的石刻十分丰富,因此对东汉书法的研究和传承也就比较全面而深刻。汉代碑刻以隶书为主,也有少量篆书。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一些标准小篆之外,还有一些介于篆隶之间的书体,使我们得以看到隶书在演变过程中的真实面貌。

隶书是这种书体的一个总的名称。隶书中还有不同的分类,代表着不同阶段中不同的发展面貌。古人囿于当时的条件,在缺乏实物资料的情况下,曾经对“隶书”、“八分”、“古隶”、“今隶”之类的名称争论不休。今天通过不断丰富的出土资料,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隶书的艺术价值是无可置疑的。然而隶书在汉以后,长期没有大的发展,这也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比起东汉末年的盛极一时,魏晋以后隶书逐渐趋于沉寂。唐代是一个书法兴盛的朝代,楷、行、草书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隶书却成就平平,着名的书家不过寥寥数人而已。宋代号称“隶法复兴”,然而据清孙星衍《寰宇访碑录》所载,有宋一代隶书碑刻亦不过区区140余品。元明两代,隶书也没有突出成就。只有到了清朝,随着金石考据学的兴起,汉隶资料被大量发现,从而推动了隶书的复兴,出现了郑簠、金农、伊秉绶、邓石如等一批卓有成就的隶书大家。

历史上的两次隶书复兴,都与资料的发掘整理有关。宋代金石学兴盛,前有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后有赵明诚、李清照《金石录》,以及洪适《隶释·隶续》、娄机《汉隶字源》等。仅《汉隶字源》所载“凡汉碑三百有九”,规模不可谓不大。清朝乾嘉之后,金石考据学大兴,出现了多部像《寰宇访碑录》这样的着作,大量资料被发掘出来。专门收录汉碑的有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共收两汉石刻98种,现代学者施蛰存先生整理的《汉碑目录》,共收西汉碑刻22种、东汉碑刻388种。近世以来,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两汉碑刻的总数还在增加。

清代隶书成就高,个中原因很多,我想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清代人取法的范围广,尤其是对一些早期隶书如《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等资料的取法,大大拓展了清人的艺术视野,再一个原因是,清代对古代书法资料的挖掘,已不限于汉隶,而是扩大到隋唐以前的碑刻书法文字资料。从隶书、篆书,以及以后的魏碑等书体广泛吸收营养,大大拓展了隶书的发展空间。秦汉简帛书资料的出土,不但使隶书资料进一步丰富,而且为隶书的发展又增添了新的借鉴资料,所以自清末以来,自成面目的隶书大家不断涌现。

从以上对汉代以后隶书发展情况的简单回顾,不难从中得出一点认识,就是隶书书法艺术的复兴与发展,与对古代尤其是汉代隶书资料的整理挖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历史上每一次隶书的复兴,都无不以资料的整理为前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徐玉立等先生编纂、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汉碑全集》,就具有非凡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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