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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后期的隶书审美观

文章摘要:北宋中期各种社会矛盾渐趋激化,社会变革乃大势所趋,政治上的改革弊政主张与文学上的诗文革新运动应运而生,反过来又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北宋中期各种社会矛盾渐趋激化,社会变革乃大势所趋,政治上的改革弊政主张与文学上的诗文革新运动应运而生,反过来又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场社会变革思潮的主导人物是范仲淹、欧阳修等集政治权威与文化领袖于一身的文人,他们的文艺思想与审美趣味对广大士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力倡以儒学复兴思潮为文化背景与精神内核的文学复古运动,使当时的文人摆脱了晚唐五代以来的柔弱、鄙芜、狭隘的审美趣味的影响,转而追求雄健豪放之风和自然平淡的意趣,在审美观念上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宋人的隶书审美观念发生了重大转折,仁宗时期的书家王沫的经历则清楚地反映出了这种变化。第一节取法汉魏隶书观念的确立北宋早期研习隶书者,未见有直接取法汉隶的。到仁宗时期,则有人开始取法汉魏隶书,王沫、杨败即为其中代表。

王沫(997一1057)年,字原叔,《宋史》有传。朱长文称其“晚喜隶书,尤得古法,当时学者翁然宗尚,而隶法复兴。”其子王钦臣的记载则更为详尽公素不习隶书,初但微作八分。皇枯中受诏书献穆公主碑,李氏求以古隶写,于是始作隶书。既出,人竞爱。宋垂相曰:近世人家柏楹之刻,所未及也。君漠亦云:君之隶字,乃得汉世旧法,仆之所作,但唐体隶耳。此引文中所云“古隶”与“八分”、“唐体隶”对举,当指汉魏风格的隶书。王沫最初仅略涉唐隶,不作“古隶”,晚年因社会上有人对隶书审美的需求发生转变而习之,所作因得“汉世旧法”而受世人喜受,产生较大影响,反过来又促进了喜好“古隶”风气的增长。王沫所作隶书,据《王氏谈录》记载,尚有《曹襄悼碑》、《范文正碑》、《晏元献碑》及《伊先生隔山庵记》,碑主多为显赫一时的人物,而且前三碑均为宋仁宗亲自篆额,可见当时推崇“古隶”的风气已浓,隶书地位渐高。

王沫隶书,今存者有书于至和三年(1056年)的《范仲淹碑》。此碑隶书体势略呈长方,与唐隶趋扁不同,点画粗细变化不大,用笔略显板滞,整体风格与汉末曹魏隶书接近。《王氏谈录·笔法》载:“公言用笔须圆劲,结体须作方正,然后以奇古为工。”是王沫自道作古隶的心得,可视为他对“汉世旧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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