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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碑刻隶书论述

文章摘要:东汉石刻书法作品众多,汉碑见于着录,有案可稽的有700余种,流传至今的碑刻、拓片也有170余种。东汉刻石有的刻于山崖,多数刻于碑版之上,因此从形制上可分为碑刻与摩崖两大类,多为隶书作品,隶书作品风格多样。

东汉石刻书法作品众多,汉碑见于着录,有案可稽的有700余种,流传至今的碑刻、拓片也有170余种。东汉刻石有的刻于山崖,多数刻于碑版之上,因此从形制上可分为碑刻与摩崖两大类,多为隶书作品,隶书作品风格多样,今就其艺术特点相类者综述如下。

第一类是古朴厚重、茂密雄强类。如《开通褒斜道刻石》(公元63年)、《裴岑纪功碑》(公元137年)、《郙阁颂》(公元170年)、《西狭颂》(公元171年)、《衡方碑》(公元168年)、《张迁碑》(公元186年)、《夏承碑》(公元170年)等等。这一类碑刻,总的特点是体方笔拙,笔力遒稳,气派宏大,浑厚雍容。其中前面三个作品更为古拙一些,字体刚由篆到隶,没有明显的波磔笔画,以拙取胜。《开通褒斜道刻石》是现存最早的东汉刻石,是摩崖刻,当是开道工人信手刻凿,不分篆隶,笔道挺硬,没有婉曲波磔之态,非常古拙,但气势雄伟。《裴岑碑》字体长方,波挑之笔也不十分强调,类似西汉隶书。《郙阁颂》也是摩崖刻,是东汉仇绋所书,字体体势也是由篆变隶之间,显得厚重古朴。而后几个作品在用笔上有了一些变化,有了波磔,笔道粗细也变化较大,有了明显的波势,于雄强朴茂中显得更为活泼。这些特点充分表现在《西狭颂》、《衡方碑》、《夏承碑》等作品中。《张迁碑》与上述几个较为活泼的作品略有不同,它用笔严正朴茂,结构谨严,方整劲挺,笔画粗硬,也见有波势挑法的笔画,具变化之妙。

《西狭颂》是摩崖刻石,刻于甘肃成县天井山,为东汉仇靖所书。结体方整雄伟,庄严浑穆,笔力稳健,已有波磔笔画,但不少字还有篆书结构,于方整中又带圆融,有浑厚气韵,气魄很大。

《张迁碑》是东汉晚期作品。此碑通篇为方笔,方整劲挺,棱角分明,结构谨严,笔法凝练,初看似乎稚拙,细细品味才见精巧,章法、行气也见灵动之气,沉着有力,古妙异常。近代书家李瑞清认为《张迁碑》上承西周《盂鼎》书风,四周平满,严正朴茂,而且接近楷法,开启北魏《张猛龙》、《龙门二十品》一路书法。

《衡方碑》既不比《西狭颂》之圆浑,也不比《张迁碑》之方整,介于二者之间,但其体势更近于《张迁碑》的方整,用笔略为圆融,字体显得沉着宽厚,字体结构聚散疏密更为合理。

第二类是奇纵恣肆类。如《石门颂》、《杨淮表记》、《刘平国颂》、《三老讳字忌日记》等等。这类作品用笔奔放不羁,纵逸有致。

《石门颂》为摩崖刻石,刻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审其用笔,笔势放纵,其点画如长枪大戟,挺劲有力,纵横飞动。结体开放,舒展大度,波势自然,接续处时有断笔,笔断意连。此碑以篆籀笔法参以隶书,转折波挑之势如天马行空、气象开阔。这种大胆泼辣、奔放不羁的笔势正是汉代艺术中追求气势、力度、速度的典型表现。其章法取纵长方形,纵有行而横无列,字距行距不求其一律,疏而不散,密而不犯,因文章格式而自然形成的长行、短行交替出现,更兼部分字大小错综排叠,使高约2米的巨幅书法作品于气势开阔中又有了强烈的节奏感、韵律感。《石门颂》并不追求整齐、威严之美,而体现出自然、劲健之美。有人比喻《石门颂》是一首无声的歌颂开通石门的协奏曲。书法点线的变化使人感受到它的自然明朗的动态美,像音乐一样体会到它的旋律和节奏。清代书法家杨守敬在《平碑记》中赞颂《石门颂》说: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三老讳字忌日记》刻于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其笔画虽有波磔波挑但并不着力重按,所以不太突出,笔画肥瘦粗细节奏变化不大。所成的点画藏头护尾,纵收得体,沉稳有力。单字结构也是别具特色,一字之中往往半边僵直呆板而另一半则笔画逸出,打破了平直相似的格局,使整个字顿时活跃起来。其笔画纵逸,又安排有致,整个书风活泼烂漫,饶有风趣。

第三类是典雅工整、法度谨严类。如《华山庙碑》、《熹平石经》、《史晨碑》、《乙瑛碑》、《尹宙碑》、《朝侯小子残石》等等。这类作品字体均极工整,中规入矩,一丝不苟。

《熹平石经》刻于东汉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公元175-183年)间,已为残石。由于当时勒刻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传录观摩的,代表了官定标准隶书,因此它集中体现了隶书法则,端庄稳重,笔法铿锵,极为工整严肃,但也由于过于整齐拘束,自然风趣就少了。其中由东汉着名书家蔡邕亲自书写的一部分石经最为出色。据《后汉书?蔡邕列传》载:及其碑始立,其观祖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华山庙碑》是东汉桓帝延熹六年(公元163年)郭香察书刻,立于西岳华山庙。此碑用笔方圆兼备,笔道丰满厚重,方整沉稳之中多具波势变化,横磔波挑,奥折多姿,俯仰有致。波挑收笔,有的圆润、有的方整、有的丰满、有的峭拔,其用笔绝不机械重复。章法整肃庄重,而笔道、结字都能追求变化,充分体现了汉隶笔法上的丰富性。

《史晨碑》刻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书风和《华山庙碑》相同,略比《华山庙碑》峻峭。工整谨严,端庄而不板滞,方圆兼备,刚柔适度,结体平正,法意两得。平整兼有秀雅从容之气,谨严而又风神流宕。

《乙瑛碑》刻于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碑书方正雄伟,端庄秀雅,温柔醇厚。与《史晨碑》作风相似,但更为宽博。此碑书法方圆兼备,圆润隽利,苍峻滞洒,波磔分明,没有特别瘦挺的线条。

第四类是飘逸秀丽和瘦劲刚健类。如《曹全碑》、《礼器碑》、《韩仁铭》、《沈府君阙》、《孔宙碑》等等。尤以《曹全碑》和《礼器碑》为代表。

《曹全碑》刻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其书含蓄秀逸,寓刚于柔。用笔刚柔相济,藏多于露,圆多于方,中锋用笔,体态扁平。含蓄中时见波磔锋的逸笔,左右甚为开张舒展,波挑笔若兰叶迎风,笔致翩翩,寓险于平正。其竖用悬针,更增轻盈。其章法整肃、宁静,纵横排列,井然有序。上下字距宽,左右行距窄,应规入矩,法度井然,是东汉隶书章法的标准格式。此碑秀逸与刚健并存,其波挑、波磔反复不断出现,与其他较短而有粗细变化的点线配合,形成了舒缓的、微波荡漾的旋律节奏。如果说《石门颂》如同在急风暴雨中慷慨雄壮的《大风歌》,那么,《曹全碑》则像《古诗十九首》,如同微风细雨中的田野抒情曲。

《礼器碑》刻于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碑书瘦劲如铁,笔画刚健。宽博大方,古茂典雅,在端庄之中其文字又极其流动,充满了秀逸之气,其笔法瘦硬而雄强,实汉隶中的瘦金书。波磔挑笔提按的幅度极大,轻重变化富有弹性和韵律。结体紧密又能开张舒展,斜中见正,一字重出者各不雷同。清代书法家王澍在《虚舟题跋》中赞颂它为书中无上神品.东汉碑刻的隶书,风格走向成熟。大体早期作品风格浑厚,而后期作品逐渐华美流丽。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皆为名品,在中国书法史上都占有突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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