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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隶书的发展

文章摘要:唐代的隶书虽然不能与汉隶同日而语,虽然没有像楷书、行书、草书那样成为唐代书法的最强音,但却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唐代的隶书家有李隆基、韩择木、梁升卿、史维则、蔡有邻、殷仲容、李潮、白义眰、归登等。

隶书发展到东汉末年,由于过分讲求点画的规矩严谨和八分舒展的整饰特点,结字亦板滞森严,缺少变化,这表明隶书发展已走到了末路。这种现象在《熹平石经》、《白石神君碑》等碑刻中己非常明显。到此为止,隶书的正统地位受到了一种更为简便的新兴书体——楷书的冲击,并逐渐被楷书所替代,隶书的衰落也就势在必行了。楷书取代隶书,就像当初隶书取代篆书一样,是书体演变规律,书法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魏晋时期,以新兴的楷、行、草书为主要代表,而隶书只不过是汉末的流风余绪而已。这一时期主要的隶书作品有:传为魏钟繇的隶书《上尊号奏》、魏黄初元年所刻的《受禅表碑》,传为梁鹄所书的《孔羡碑》,三国青龙三年刻的《范式碑》、《曹真残碑》等。这些隶书碑刻方棱扁平的笔道,矫揉造作的波磔,下篇一律的结体,已无法再现汉隶淳古厚重的风韵。但它们的意义却在于,为隶书向楷书过渡作了铺垫,开了唐人隶书楷书化的先河。从南北朝至隋,已是楷、行、草书发展的鼎盛时期,隶书有时作为统治阶级的庙堂文学,或是复古、尊古者的祟尚,虽然还不时出现在碑石上,但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在隶书发展史上,从东汉末年到清代初年,真正把隶书发扬光大,既继承汉隶古风,又具有时代风貌的还是唐代。

唐代的隶书虽然不能与汉隶同日而语,虽然没有像楷书、行书、草书那样成为唐代书法的最强音,但却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唐代的隶书家有李隆基、韩择木、梁升卿、史维则、蔡有邻、殷仲容、李潮、白义眰、归登等。隶书四大家为: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维则。唐玄宗李隆基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人物,他的隶书作品有竖立于西安碑林入口处碑亭之中,作为西安胖林象征的向大雄伟、气势磅礴的《石台孝经》和刻于东岳泰山之上的《纪泰山铭》。唐玄宗的隶书最具楷书化,用笔、结字缺乏变化,相同的笔画写法雷同,几乎可以重叠,严谨规矩有余,活泼变化不足。韩择木为韩愈的叔父,以善隶书名重当时。作品有《祭西岳神告文碑》(现存西安碑林),用笔结字方整规矩,有汉隶余风。史维则的隶书有现存西安碑林的《大智禅师碑》,朴厚沉稳,稍显肥美。唐代隶书家中真正写山个性、有汉隶风韵的当推梁升卿。梁升卿为唐开元间人,历任奉天尉、广州都尉等,以擅长隶书着称。时人称其隶书“体甚古”,即有汉隶之风,笔势“勿惊波往来,巨石前却”。作品有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御史台精台碑》,此碑不大,亦立于不显眼的角落,但识者却可一眼看出其不同凡碑。骨力清劲,体势从容,虽有界格,却能长短相宜,自然天成,全篇风格匀整统一。

汉代人写隶书由篆法入,讲中锋用笔,藏锋含蓄,虽波磔外显,却中和朴厚,高古雅逸。庸代人写隶书,渐失古法,受时风影响,以楷法入隶,用笔过于方劲,气象过于外显,规整有余,含朴不足,所以不足为法。唐代以后,隶书每况愈下,历代虽有能隶书者,如末代的米芾、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文征明等,他们虽然都是书法史上有名的行草大家,但隶书却写得不如人意,与汉隶不可比肩。只有到了书道中兴的清代,古老的隶书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恢复了汉代的气象,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给后人树立了汉代以后隶书变法真正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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