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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从源头发力

文章摘要:从俗隶说起。艺术创作以雅为尚,以俗为病,自古皆然。宋朝黄庭坚认为“士大夫处事,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姜夔主张“淘汰俗姿,则妙处自见”。

一、从俗隶说起。艺术创作以雅为尚,以俗为病,自古皆然。宋朝黄庭坚认为“士大夫处事,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姜夔主张“淘汰俗姿,则妙处自见”。清人王概说:“笔墨间宁有稚气,毋有滞气;宁有霸气,毋有市气。滞则不生,市则必俗,俗犹不可浸染。”近代黄宾虹慨叹:“凡病可医,唯俗病难医。”

何为俗?词典曰“庸俗、肤浅”,又曰“趣味低下,格调不高”。

考之当今书坛,俗在何处。表现形式若何。愚以为:俗之一,无继承,少根本。字无所依,笔无所出,信笔为体,鼓努作势。俗之二,趋炎附势,以官论书。官越大,字越好。位高权重者,办展,剪彩,出书,拍卖,无所不用其极;溜须拍马者,尝粪舐痔,趋之若鹜。此种恶俗,代不绝祠,于今尤甚。君不见厕所茅房,也有书协主席题字。俗之三,克隆模仿,盲目跟风。上有所尚,下必从之。千人一面,万书同模。“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俗之四,近亲繁殖,拉帮结伙。师傅赞徒弟,学生捧老师。有人爆料:不入圈子,不能得奖。俗之五,假大空充斥,丑恶俗横行。复制别人的获奖作品,竟能再次获奖;参展作品越来越大,艺术风格,艺术品味,越来越空洞,越来越低下。追本溯源的无人问津,逐流跟风的大行其道。劣币充斥,良币何以安身。瓦釜雷鸣,黄钟焉能不毁。俗之种种,未能尽述;略举数端,已窥全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书坛俗病,“已入腠理”,“不治将恐深”。

一方面,历史、艺术要求沉下心来,学习,思索,创造;而另一方面,名和利又愚弄人们粗俗,浮躁,急功近利。于是,混出了名堂的一部分名家大腕高来高去,忙于应酬,忙于钱票;而另一部分准字号的家们腕们,则忙于观风向,看脸色,托关系,搞圈子。一时间,投机当道,浮滑成风,视学问为畏途,以创新为笨伯,剿袭模仿,相沿成习,如此这般,其人焉能不鄙,其书安得不俗。

治俗当标本兼治。治本当从思想、体制、教育、组织等方面入手,兹事体大,非愚论所及。而治标,时下议论多多,愚以为,一个“回”字即可针砭时弊。如果的主席理事、巨擘新秀,都回到书房,都回归传统,搞研究,做学问,那么,中国书法或许还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追名逐利,投机钻营,可能得计于一时,最终却于艺术无缘。试以今之视昔,百年千年前之读书人士大夫,无不以毛笔书写为日课,然为当时所重后世所崇勒碑刻石者凡几人哉。而况营狗苟之芸芸众生。大浪淘沙,历史只会记住那些用毕生精力和心血献身于艺术的人们。

二、历史的启示。一部中国书法史,就是一部书法艺术不断传承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历史。今天在书法创作中遇到的种种困惑,先人也常常遇到,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解决问题、度过难关的途径和方法,他们成功了,他们就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既以隶书为话头,就来考察一下中国隶书的发展演变史,看能不能从历史的角度找到解决当今隶书创作所面临的创新和发展问题。

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隶书的发展演变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

三、泛滥期春秋晚期,秦末。由于毛笔的广泛使用,中国文字字笔画系统的逐渐形成,一种崭新的文字形态——隶书诞生了。其典型代表就是近年从古楚故地出土的大量楚简,如郭店楚简,包山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简等;还有少量的秦简,如睡虎地秦简,青川木牍等。战国楚简开创了用毛笔书写文字的历史;战国楚简用毛笔书写创造了中国汉字的笔画系统;点横撇竖捺的笔画系统是隶书的本质特征,是隶书区别于甲金文字的根本所在,因而,楚简才是真正的“初有隶书”,是隶书的起始源头,换句话说,是楚简创造了隶书。以楚简为代表的“古隶”(包括秦隶)和汉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有隶化程度的差异。

四、成熟期西汉初年,东汉末年。这是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就书法史而言,汉隶可谓登峰造极。其代表作洋洋洒洒,灿若星河:《张迁碑》、《曹全碑》、《乙瑛碑》、《礼器碑》、《石门颂》、《华山庙碑》、《孔宙碑》、二爨等等,两千年来,无数天才书家穷心竭力,焚膏继晷,习隶创隶,至今无出其右者。

五、沉寂期魏晋时期,明末。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隶书的发展几乎是停滞不前的。虽偶有电光石火,却始终未成气候。但中国书法却并没有停止自己探索前进的步伐,这正如长江大河的东注于海,即使有崇山峻岭的拦截阻隔,它总能左冲右突,开辟出属于自己前行的通途。中国书法在告别了汉隶以后,它的一个方向是向着比较汉隶更为简约便捷的草书行书方向发展,如章草、今草、行书等;另一个方向是向着比较汉隶更为庄重严谨的魏碑楷书方向进军,中国书法在这两个方向都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伟大成就。

六、复兴期明末,清末。当魏晋人把书法的韵味咀嚼净尽,唐人为书法制定了法度森严的钢规铁律,宋人把书法的意趣玩弄得淋漓尽致,明人虽然高举起文艺“独抒性灵”的大旗,但在书法的天地里,除了冶情怡性自陶醉外,已然难成汉唐书法的气象了。清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书法舞台的。历史留给他们创新和发展的空间已经极其有限。有清一代,由于政治的历史的种种原因,读书人士大夫比较起他们的前辈来,思想禁锢多,创造活力少,表现在学术上,钻故纸堆,搞考据学;表现在艺术上,是从古人手里讨生活。显然,行草书更适合于活跃的思想,清人几乎是本能的抵制它;而楷书又难于表达清人复杂幽微的思想情感,冷落了近两千年的汉隶被他们从“故纸堆”里翻了出来。于是,隶书在清人手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扬,形成了中国书法隶书发展史的第二座艺术丰碑。一时间,群星灿烂,伊秉绶,陈曼生,金农,赵之谦,何绍基等等,他们虽然成就不俗,但在艺术的发展史上,他们没有超越前人;他们复兴了隶书,在技巧上、笔法章法上或许还有某些创造,但终究没有脱离汉人的窠臼。

七、探索期,现当代。客观地说,现当代隶书创作还在清人的藩篱里打转。作为个案,有些书法家在隶书的创作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如陆维钊先生的“蜾扁”隶书,刘炳森先生的“刘体”隶书,王镛先生的“现代”隶书,张海的“草隶”,等等,其中某些作品的艺术成就直逼清隶;但现当代隶书创作的整体水平却难尽人意,与群星灿烂的汉隶清隶相比,其差距不可以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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