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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学的发展

文章摘要:阮元和“南北书派论”——在中国书法史上,自明末的董其昌将古代山水画分为“南北宗”后,这一提法由于脉络清楚,为画界所推崇,可是在书法上,董其昌却没有在理论上作过这样的划分。

一、阮元和“南北书派论”——在中国书法史上,自明末的董其昌将古代山水画分为“南北宗”后,这一提法由于脉络清楚,为画界所推崇,可是在书法上,董其昌却没有在理论上作过这样的划分。然而到了清朝中业,学者兼书法理论家的阮元,终于在广泛研究南帖北碑,探索书法演变源流的基础上,将书法分为南北两派,从而为晚清的碑学兴起,集聚了源头活水。

二、其实早在南宋赵孟坚的《论书》中,就已经书法南北的说法,不过他只是虚晃一枪,并没有做理论上的探索研究。而阮元则不一样,由于他写下了《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两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论文,因而在书法界振聋发聩,余波激荡,一直影响到现在。在《南北书派论》中他认为书法从隶书变为正楷,行书,草书,都集中在汉末魏晋这一阶段,同时正书,行书因为地域的不同,在无意中,早已分成为南北两派了,《北碑南帖论》是阮元的有一篇重要书法论文。文中阮元在充分比较北碑南帖的优缺点后,总结提出“是故短纸长卷,意态挥洒,则帖善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阮元的碑学贡献在于连接了反帖思潮和崇碑思想,建立碑学理论;碑学理论与帖学形成两大阵营,为以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三、包世臣荡起北碑书艺的“舟楫”——在阮元提出北碑南帖,南北书派论以后不久,包世臣在阮元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细化,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理论,其主要着作是《艺舟双楫》,进而至于把北碑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由于它的振臂高呼,力荡北碑书艺的舟楫,社会上不久便掀起了一股学碑的热潮,从而把宋朝以来那种帖学盛行,碑学冷落的局面给彻底扭转过来了。

和阮元不同的是包世臣所指出的北碑,重点落在北纬,旁及六朝的各种碑刻中,并不包括阮元阐述的唐朝的欧阳询,褚遂良等北派书家的碑刻作品在内。在《艺舟双楫论书》中,包氏探究早就已绝迹的北朝笔法,功不可没。文中他说:“余见六朝碑拓,行处皆留,留处皆行。凡横直平边之处,行处也,古人必逐步顿挫,不使率然径去,是行处皆留也;转折挑剔之处,留处也,古人必提峰皆转,不肯掖笔使墨旁出,是留处接行也。”接下来,在《艺舟双楫历下笔谈》中,包氏大发议论:“北碑画势甚长,细如纤毫,而出入收放,俯仰向背,避就之法具备,起笔处顺入者无缺毫峰,逆入者无涨墨。”再接下来包氏笔锋一转,把北碑和唐朝人书法作了对比:“北碑字多有定法,而出入自如,故多变态;唐人书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可见包在抬高北碑的同时,竭力压低后人或唐人的书法造诣,包未免有些偏颇过头。

此外,包世臣在书法学习还有关执笔,笔法等方面的理论,不比他论述北碑书法的那麽精辟,而且还有不少的错误成分,虽然如此,但对摸索古人书法,探寻碑学得重生还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万不可小视。

四、在阮元,包世臣之后,还有一位碑学的巨擘——何绍基。何是一个惯犯掇取古法的学者型书家。对魏晋碑学有深刻的研究功底和实践历程。其诗,文,书,画无一不精,才学甚富。其书由颜真卿入手,对《争座位》用功尤深。后转而喜欢北碑,“于北碑无所不学”,对邓石如推崇备至。他学北碑极力用篆隶笔意融入行草书,其独特的“回腕高悬”执笔方法,在抒写过程中对其独特的书风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其各体书法中以行草书法成就最高,其行草书沉雄而峭拔,恣肆中见逸气,用笔渴涩凝炼,运笔微颤,腕下篆情隶意,笔底熔碑铸帖。充分体现了书法融会贯通的本领,是碑派书法的杰出者。

五、除却上述三人,还有赵之谦,吴昌硕等,他们在碑学上的研究丝毫也不弱于前三位,而且都取得极高的造诣成就。书法在帖学占据统治地位的千余年里一直因循蹈距,宗二王,习唐宋,虽其间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察其弊陋,于笔端偶见恣肆抒情之法,但终究未成气候,也只是在自我陶醉一番之后于自我艺术的小修小补,无革新之举。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种种,政治环境以及掌权者的偏好是关键。

六、明末清初一共有两位伟大书家可彪炳史册,那就是王铎和傅山。在众多的书法史论和典籍中未对二者的书法碑学味给予肯定,但二者在碑学书法上是有研究的,而且以愚之见他们在贴学向碑学转变的过程中有引变的作用,不可视而不见。王铎虽终生饱临二王,米芾,但其法书取其雄势,而未借其姿媚笔法,一路采用刚烈勇猛的辣笔,颇有金石味道。一味不参碑,单纯临帖的书法家,无论如何也不会写出此种书法。后来的学者认为他在碑学倡导实践上不够明显,可能是因为其未用碑的笔法来改造革新帖学。其在实践上对碑学也只是单纯停留在借鉴和意念中,并未彻底。相比王铎,傅山在碑学上的思想要彻底的多,而且着述存世也不少,可今天见到的傅山的墨迹也都是清一色中规中矩的帖学作品。其在理论上的激烈,根本没在实践中显现出来,难怪后人说他是个“口是心非”。

王、傅没有革新式崇碑去帖与当时的环境有很大关系。清初皇室大多推崇董其昌的书法,董这样一位铁杆的帖学家怎能让碑学有抬头争强的机会呢?二位能在其各自领域内察帖之陋,规以碑学的思想,已是极为难能可贵,对后来的阮元,包世臣等提出碑学理论是做了一个不小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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